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宛然府城气象的乌镇(2):北栅杂记——【桐乡故事】 NO.6(12月23日)

虎斋2022-06-19 06:11:19

宛然府城气象的乌镇(2)--北栅杂记

 

一、北栅谚语与李临川

乌镇北栅头,有天无日头。

这一条关于乌镇北栅的谚语,方圆百里,无人不晓。

我记得,摇船去乌镇,村里人一边摇一边就用这一句话逗乐,但何以乌镇北栅头,有天无日头,我是一脸的惘然。其实,摇船人也并不知晓其中的意思,只是大家这么讲,他也就这么讲,轮到我这一代,还是这么讲,再往后,恐怕就难说了。

谚语的来历,按照老乌镇徐家堤先生的分析,大致有两种。一种,来自李临川《重修乌青镇志》(以下简称《乌青志》):“唐,丞相裴休府在黄家板桥北堍西,长廊蔽日,俗谓‘有天无日头’此也,其义仓在裴仓桥。”徐先生认为此说不确,原因是北栅裴府乃官庄,非街巷,不是平民百姓可以随便进出的,既是官庄,何来栅。撇开此说是否确切,李乐的《乌青志》,刻成于万历二十九年(1601),这条民间谚语,至少在四百多年前的明代,已经在乌镇周边广为流传。徐先生分析的第二种来源,是就乌镇一地的管辖情况而言的。所谓“日头”,即是民间“王法”的借代说法。于是,这句民谣直指乌镇现实——乌镇北栅头,乃目无王法之地。

历代以降,北栅的治安的确有点复杂。这个地方,正是两省、六县(今从嘉靖十七年《请分立县治疏》的记载)交割之地。而乌镇立镇之始,即两府两县分治,地方官员相互推诿的事情时有发生。据说,车溪界河里看到一具无主浮尸,两边互相会用竹竿撑向对岸,以求事不关己。青镇捕捉盗匪,如果逃入乌镇地界,青镇就此罢手,反之,也是一样的放手不管。“官兵限于越界之禁,竟莫谁何。”所以,乌镇北栅头,有天无日头,大致反映此地的黑暗现实。民间的谚语,大抵有所指代,这个基本是可信的。

这条乌镇北栅的谚语,口耳相传,由来已久,我听得的最早的一则,竟然是上面提及的李乐“封嘴充军”的传闻。话说明万历年间,神宗怪李乐性格耿直,屡次中伤大臣,且在科场积弊上揭皇家老底,一怒之下,命左右将李乐的嘴巴贴上封条,皇帝的金口,谁敢违抗?这一封嘴,这位李临川,岂不要活活饿死?皇帝老儿没有想到这一层。忽然,殿下闪出一人,对着李乐一阵好骂,情急之下,还伸手刮了他一个巴掌。李乐嘴破,皇封自然脱落。皇帝知道有人帮李乐解围,乘机做下顺水人情:封嘴可饶,但革去官职,充军发配。宣判之日,李请求除却乌镇北栅头,其余地方均可。皇帝奇怪,问其缘由,李答:乌镇北栅头,有天无日头。皇帝正欲严惩,御笔一批,着大理寺发配李乐至乌镇北栅头,领受晒不得太阳之苦。于是李乐高高兴兴地回到了老家。

李乐,字彦和,号临川,青镇北栅人,查《乌青镇志·人物》之“李乐”条,并无记载李乐犯事一事。相传李乐的宅第在现在的河东茅桥附近。四月的一天,我在八十三岁的陈文钊先生的指点下,站在河西,大致确定了茅桥的方向。茅桥已是无存,河东一片荒凉。车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数次重掘,河东的长街已全部挖去,唯见饲料公司的牌子和高高的烟囱上“工业学大庆”的褪色标语,哪里有李临川先生的故宅遗址呢?

但这个人物,乌镇的历史,是不应该忘记他的。李乐,明隆庆戊辰(1568)进士,少时受业于唐枢(一庵),又得徐阶的提拔,由江西新淦知县,官至江西东河道参议,后起官为太仆太常寺少卿,终以年老未就。

李乐为官,“简约坦易,民爱戴如父母。”镇志记载,李“初至新淦,郡守阍者骄蹇,先杖之”。新官上任三把火,李乐这把火烧得也够旺的。做了一些时日的县太爷,李乐发觉该地方“邑赋甚烦,征收苦于猥杂”。于是开始改革旧有的赋税征求制度,即志书上所谓的“条编划一”。李乐在新淦做了不少好事,如创尊经阁、便民仓,捐献俸禄,市谷以备赈贷,还设置官店、抑平物价,等等,“凡利民之事,皆次第举行。”从这些事情上看,李乐是一个有为的地方官员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,他“在淦数年,清洁如一日”。

晚年的李乐告病归里,卜居乌镇北栅,屡次谢绝朝廷征召。李在乌镇,不徇私,威望极高,“远近缙绅多改容礼之,民间疾苦及地方冤抑不得达,必务为陈说,未尝一语及私。”一位名叫彭应参的朝廷直派官员,敬慕李乐之名,在李乐的堂上提了“真君子”三字。李乐也是那个时代少有的高寿者,活到了八十七岁。李乐死后,里人敛金为祠,以乡贤之礼祀他于祠,“越数十年不绝。”李乐为官为人,原则性颇强,常说“无心之失甚多,有意之恶不作”,一句大白话,极可以看出其人操守。

李临川留存世间的十一卷《见闻杂记》,作为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之一种,1986年曾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,去年我向桐乡图书馆借了来,一直放在案头,以备查考。他的著作尚有《拳勺园小刻》、《乌青志》等,单是后面一部乌镇的地方志,可以说,明万历朝以前的乌镇历史,全靠了它,后人才得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——单单这个贡献,乌镇人就应该好好地感谢他、宣传他、纪念他。

 

二、分水墩·太师桥

乌镇北栅,长达四公里的车溪市河南北穿越巨镇后与烂溪塘、横泾港交汇,形成一只大漾潭,这段河道,也是春秋时吴越分疆的界限。“镇北分坌之崎,有孤屿屹立中流,水至此而萦回旋绕焉。”(李乐《新建分水墩记》)这数水汇流而形成的大漾潭的东面,目下尚有土丘,其上遍植桑树,草木葳蕤。原先的分水墩遗址,开河时已经挖去了。西边是两条河流,一通吴江桃源,一通杭州,南北各有一个大水泥厂,即隶属中国石化的江苏吴江南方建材集团,和浙江乌镇水泥厂,两家厂相互对峙,规模不断扩大,这几年,好像在较着什么劲似的。而两家水泥厂的中间,即是太师桥旧址,惜河道越挖越大,所谓的旧址,也只是一个大致的方位了。

分水墩和太师桥,曾经是老乌镇的标志。

分水墩正当双溪诸流之冲,传闻宋代水口设有罗星,也就是说,分水墩最早起的是航标的作用。元遭兵燹,墩废。明万历初(1573),同知罗斗开始在土墩上“筑石埠,四周缭以石栏”,建亭阁,“肖文昌像于其中(文曲星)。”(同上)祈望乌镇文运昌盛。此后历代乌镇地方官及乡绅均以卫护分水墩为要紧之事。

为了勘测这两个已在水中的遗址,在乌镇海事部门的帮助下,我们乘快艇在这苍茫的水面上兜了一圈。陪同我的陈文钊先生对这个地方真是太熟悉了——1950年正月初二,陈先生偶然的一次拍摄,给我们留下了分水墩与太师桥的最后身影(见图)。这一张黑白照片上的分水墩与太师桥,影纹清晰,桥为单孔石拱桥,流水形的线条很是流畅,墩上下三层,底层与二层大小高低基本等同,六角形的楼阁,镶嵌着五色玻璃窗,最上面的第三层来了一个较大的收缩,这个分水墩,是民国的产物。民国八年(1919),徐冠南倡修寿圣塔之余,重建分水墩,在卢学溥等人的力助之下,经过两年多的时间,于1924年,终于修筑完成,故建筑的形制有了西化的迹象。分水墩于1953年春拆除,老陈告诉我,他那年春天到嘉善参加学习班,学习结束,乘船回乌镇时,只见到宝塔(寿圣塔),没见分水墩。过去,从嘉兴乘航船回乌镇,老远就能看到分水墩,分水墩看见了,意味着乌镇快到了,过了分水墩,市中心马上也就到了。对于老一代乌镇人来说,分水墩不仅是水上航标,也是一份乡愁。

当年与分水墩一河之隔,一横一竖,遥相呼应的太师桥,俗名秦佗师桥,为五县粮艘运路。明正德十四年(1519)改建石环洞,国朝康熙八年重建,雍正七年僧超言募建,至十一年竣工。乌镇民间的说法,太师桥是秦桧所建。秦桧的妻王氏,据说是乌镇北栅人。佗师桥外原有王大坟,,墓堆甚高,墓域雄阔,,发现有两具身着宋代冕服的干尸及陪葬物品若干,民间传闻此即秦桧岳家祖坟。乌镇人称呼的秦佗师桥之“佗”,是“大”的土音,而“大”,想来是“太”转化而来的。

1976年夏天,我经北栅去桃源姨祖母家,一路上看到好多的地震棚,那时的河道还没有现在这么阔大。还有一次,我父亲摇船去载了姨祖母经车溪、白马塘回翔厚塔鱼浜,船摇到分水墩,恰逢对面开过一只大轮船,翻滚的浪头将我们的小船高高抛起,又重重跌落下来,年岁已高的老人,坐船舱的竹椅子里,呵呵呵呵地笑个不停,倒是一点儿也不惊慌。

当我们乘坐的快艇绕到分水墩毫无影迹的旧址上时,我突然记起了三十年前的那个瞬间。

(1950年的分水墩与太师桥)

 

三、白娘子桥下人家

乌镇,较之别的地方,所不同的是,镇上的标志性建筑,几乎是双份的,比如,两个关帝,两个城隍,两座塔——白莲塔和寿圣塔。车溪重掘之前,乌镇和青镇,南北两栅的东西两街,可以说一个完美对称,现在,遗留下来的南栅和北栅,也可以看成一个残缺的对称。两栅的古迹,大抵只剩几座桥了,如南栅之浮澜桥,北栅之利济桥,就像浮澜桥之于南栅的重要性,白娘子桥、利济桥对于北栅,也是至关重要的。

白娘子桥是一个口耳相传的俗名,想来应该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的,桥原名梯云,明正德十三年改建,石环洞,清同治八年重建。可惜,这桥,光剩有一个让人怀想的俗名了。桥下水流几近干涸,杂草丛生,陈文钊小时在这里读过书塾,见到过很急的水流,眼下仅是一条水沟。

桥北靠西堍,为廊下埭,老房子的规模还依稀见得。我们在188号的门牌下停顿片刻,老陈告诉我,此处是潘家厅。进去一看,一个颓败的大宅院的骨架似乎还在,一条悠长的石板路,引导我们步入宅内。石板路两旁,花草碧绿,野菊丛生,水杉吐翠,惹人爱怜。老宅基地上搭建着上世纪八十年代式样的房子,一位清秀的老人走了出来,老陈上去一阵寒暄,顷刻大喜,原来,这位名叫潘昕霞的老人,是陈文钊先生的书塾先生潘岳青的侄女儿,潘昕霞1980年杭州第二棉纺厂退休后,因为不喜欢大城市里的水泥地,加之一直惦念着老宅,就干脆一个人搬到乌镇北栅的老宅,住了下来,也算是叶落归根了。

从潘昕霞的回忆里,我稍稍知道了一些民国初年潘家厅的情况。潘家原有前后两个花园,白娘子桥北堍廊下埭乌黑黑的一大片房子,都是潘家的家产。民国二十六年(1937)阴历十月,日本人的飞机飞往乌镇扔炸弹,附近居民都躲进潘家厅,“大家都躲到桌子底下,桌子上盖了厚厚的棉被。”事隔七十年,潘昕霞说时已没有了当年的恐惧,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。

潘家开绸庄,在上海做生意,潘昕霞之父潘华清,一生节俭,凌晨在廊下埭乘德才快班船去杭州或上海,只买一只烧饼点点饥。潘家有两个女佣,其中一人,视同自家女儿一样出嫁,直到现在,逢年过节,两家还常有来往。

潘昕霞今年七十七岁,皮肤清秀,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十多岁。她着布鞋,跑步,闲时莳花弄草(她的小院子里,摆满了各色盆景)。每天喝一点小酒,炖红枣莲子汤,炖乌骨鸡,鸡毛褪下来做毽子,每天踢五十只,有滋有味地过着小镇生活。临了,她送我们走到街面上,声音大大的,告诉我们,窗口踏着缝纫机的那一位,是她的姐姐,今年八十三岁。而陪同我踏访、一路健步如飞的陈文钊先生也是八十三岁。乌镇顽强的生命力,不独在那些颓败不倒的巨宅大院的每个细部,也在这些老人的身上,极其清晰地表述在我的眼前了。

白娘子桥入北,是利济寺与利济桥。寺已无存,唯利济桥尚在,石板桥,与南栅的浮澜桥遥相呼应。当街的利济寺旧址,是一溜卷闸门。倒是旁边镇人称之为“洋龙殿”的,排门上当年的红漆隐约可见,凑近门缝往里一看,长脚灰尘满屋的小房子里,老式灭火器还在,原来,这里曾是老乌镇的“消防队”,一位老者告诉我,这间房,几十年来铁将军把门,没见有人来打开过。

 

四、文化乌镇·植材小学

乌镇一地源远流长的文化,后世得以一窥堂奥的,靠的是流传至今的几部志书。

最早的四卷《乌青记》为南宋镇人沈东皋所撰,书虽淹没无存,却是开了乌镇编纂志书的先河。此后,明嘉靖二年(1523),镇人陈观辑成《乌青志》,万历二十九年(1601),李乐的五卷本《重修乌青镇志》传世,保存了明以前的故实。有清一代,大规模的修纂志书有三次,张园真荟集历代文献,纂成《乌青文献》十二卷;乾隆二十五年(1760),乌镇同知董世宁在繁忙的公务之余,纂成《乌青镇志》十二卷。最近的一次高质量的修志是镇人卢学溥于民国二十五年(1936)完成的四十四卷本《乌青镇志》。

卢志增广体例,新设“教育”“工商”等条目(民国初期,四栅的繁华,卢本叙述甚详),卷前附印照片十六张,也可见出民国时代,西学东渐的治学风尚。

乌镇的文化,素称发达,董本《乌青镇志》卷二“形势”条:“青镇与湖郡所辖之乌镇,夹溪相对,民物繁阜,第宅园池盛于他镇。宋南渡后,士大夫多卜居其地……文人日起,甲于一邑。”

卢本《乌青镇志》之“教育”条目,辑录了乌镇历代兴学的情况。如,明正德十四年(1519),知府刘天和建乌镇社学;正德二年(1507),桐乡知县陆节建青镇社学;入清以后,又有分水书院、立志书院、青镇义学、乌镇义学等举措。这里,重点说说分水书院。当初,北栅的分水墩上,罗斗供文昌君这一意味深长的举动,我想是给了乌镇人很大的文化鼓劲的。承续前贤,乾隆五十二年(1787),镇绅沈启震捐银两千五百两,会同严大烈(捐银五百两)等乡绅,踊跃捐助,建成分水书院,培养学子。当时的分水书院,五开间的门面,有讲堂五间,左右还有耳房,五间后楼,已是颇具规模的一所学堂。除分水墩外,乌镇原有多处供文昌君的祠堂,也可见出历代对儒学(文化)的重视。

说到乌镇的教育,不得不说到光绪二十八年(1902)镇绅沈善宝创办的乌青镇中西学堂,五年后,迁至现北花桥北堍河东,民国后更名为植材完全小学。学校坐东朝西,门对车溪市河,一部分由奉真道院改建。我在卢志附录的一张书目上,看到大量经史子集的中华文化原典,一所小学的书单,这是不多见的,事实上,植材小学的教育质量之高,,在嘉兴的学校教育中,是名列前茅的。一代文豪茅盾,作家孔另境,著名报人严独鹤以及近年来为大家所知晓的木心先生等,都曾是植材小学的学生。


文:邹汉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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